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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中“活化石”鰉魚出現在嫩江，其意義不亞于長白山發(fā)現東北虎。彼時，很多媒體第一時間報道了該消息。此后短短的12天里，竟引來30多萬中外人士參觀。
“老坎子”嫩江灣
嫩江發(fā)源于內蒙古依勒呼里山，古稱納水、鴨子河、混同江等。“嫩江”為女真族語，意為“碧綠”。目前，嫩江依然保留著原始的風貌，是我國不被污染的河流之一。
嫩江由東北向西南奔騰而下1400多公里，抵大安后，在“老坎子”這里拐了90度的大彎折向東南匯入松花江，這個大彎就是嫩江灣。湖泊棋布、水草豐美、生態(tài)優(yōu)良、豐饒富足的自然環(huán)境為嫩江灣古老的漁獵文化存續(xù)繁衍提供了適宜的條件。今天，距大安市區(qū)僅5分鐘車程的嫩江灣被命名為國家濕地公園，是吉林省西部獨具特色的漁獵文化旅游勝地。
大安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，地處松嫩平原腹地，被稱為“嫩江明珠”。據考證一萬多年前，生活在這里以漁獵為生的先人，就創(chuàng)造出了中華民族最原始的文明，是典型的中國漁獵文化的發(fā)祥地。
嫩江灣俗稱“老坎子”。據孔令海介紹，“坎子”是指平原上的高崗，意為“山”，而嫩江灣周邊幾十公里沒有比這個“坎子”再高的“山”。當地民俗中有個習慣，就是把“最”的東西形象地稱“老”，比如：“最好”稱為“老好”，“最小”稱為“老小”、“最高”稱為“老高”等。所以，當地人把嫩江灣稱為“老坎子”。
歷史上的遼代，生活在“老坎子”這里的是契丹人。據《遼史·太祖紀》記載：“遼之先民，出自炎帝”。契丹人認為其先人與中原的漢族同根同源，所以，他們十分崇尚儒學。就這樣，在遼國屬地，契丹人建廟立祠，效仿中原依山傍水，安營扎寨，興邦立國。在“老坎子”附近就有遼中期遼圣宗為保障春捺缽活動正常進行，而建設的遼國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州城——長春州。
金滅遼后，長春州毀于戰(zhàn)火，曾經繁華的都城沒落在歷史塵埃中，故當地人稱其莫勒(沒落)紅崗子。直到清光緒二十六年，在長春州舊址設立大賚廳(后來的大賚縣，原大賚縣歸黑龍江省所轄，位于其南部，嫩江下游右岸，與肇源縣隔江相望。1958年大賚縣與安廣縣合并為大安縣，劃歸吉林省管轄，1988年大安撤縣建市，稱大安市)。
“老坎子”碼頭(現大安港)就是遼代長春州負責調運、轉運軍用民用物資的重要碼頭，碼頭上面至今有古造船廠遺址。吉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張旋茹認為，該遺址比吉林市烏拉造船的歷史更為可信。因為從古至今建造戰(zhàn)船軍艦都是重要的軍事工程，需對外保密。當時對外稱造船在吉林市烏拉造船廠，而實際是在其上游有重兵把守的長春州，所以說，北方的“船幫文化”極大可能源于現在的大安市。
“老坎子”碼頭除了調運、轉運物資的功能外，還是遼皇帝受納日本、波斯等國使節(jié)貢品的地方。據《遼史·營衛(wèi)志》記載：“春捺缽期間，界外生女真酋長，在千里之內者以故事皆來朝。”遼皇帝常在這里接見宋、高麗、西夏、波斯、日本等國的使團。
“半拉城”長春州
物資轉運、朝貢貿易，再加上春捺缽期間榷場的興起，讓“老坎子”碼頭相當繁榮。可想而知，當時其附近遼君主居住的長春州是何等的興盛。
距離“老坎子”碼頭不到兩公里的“半拉城”遺址被當地人認為是原長春州舊址。“半拉城”遺址位于大安市大賚鎮(zhèn)南端，據《大賚縣志》載：“城南門外有古城舊跡土名半拉城，相傳金兀術曾駐兵于此，四面土墻猶有存者高丈余寬五六尺，但經風雨吹殘，墻垣破壞而城形依然不泯，現今經土人開墾，成熟禾稼頗甚豐美，懷古者不禁于代遠年湮之余而興滄海桑田之感。”
另據1912年《大賚縣志》第二章《地志》載：“大賚縣以蒙古扎賚特旗改設，土名莫勒紅崗子，原系契丹地，遼長春州。”《肇源史志》主編楊中華在《遼代春捺缽地考》一文中說，長春州東北方向35里的地方，必須具備有南北30里，東西20里面積的鴨子河濼，否則就不存在這個長春州。
“我認定‘半拉城’遺址就是遼代長春州原址，尤其是歷史記載中鴨子河濼、撻魯河、魚兒濼等水系與長春州的地理距離和地理關系。”孔令海坦言，確認“半拉城”遺址為長春州故地無疑。
在遼史一千余篇與春捺缽相關的典籍中，也能找到長春州在大安境內的證據。200多年的遼國，春捺缽活動最頻繁的地方是鴨子河、撻魯河(長春河)、魚兒濼等，鴨子河是今天的嫩江，長春河是今天的洮兒河，魚兒濼是今天的月亮泡，鴨子河濼則是鴨子河邊的水泡子(濕地)。遼史《地理志》載：“長春州，本鴨子河春獵之地”，所以，長春州即以鴨子河春獵地而建。
遼代是大安歷史上最為繁華的時期，其源于遼圣宗的春捺缽活動。“捺缽”是契丹語，漢語譯為“行宮”。
古代的北方游牧、漁獵王朝并不像中原朝廷一樣有定都理政、固定城郡處理國事的概念。每年的春夏秋冬，遼朝的皇帝會在四個不同的地方駐蹕，稱之“四時捺缽”。
遼代“四時捺缽”之地，不但是遼皇帝處理軍國大事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還是皇族及大臣們游樂、漁獵、避暑和貓冬的地方。根據自然條件，當時的遼皇帝把“春捺缽”選在大安市嫩江灣，“夏捺缽”選在大興安嶺南吐兒河，“秋捺缽”常在內蒙翁牛特旗伏虎林，“冬捺缽”則在內蒙奈曼特旗廣平淀。
“四時捺缽”中，“春捺缽”尤為重要，因為一年內的重要事情都要在春天商議決定。遼圣宗以前的春捺缽隨意性強，沒有固定地點，自遼圣宗將“春捺缽”確定在長春州的鴨子河濼，在以后的近百年里，共計103次的“春捺缽”在長春州一帶舉行。
“春捺缽”時，除從事漁獵外，祈求風調雨順、五谷豐登，寓意天下太平、得魚大吉的遼皇帝所設“頭魚宴”是最隆重的活動。
“頭魚宴”最早是游牧民族渡過漫長冬天后補充糧食，同時活動筋骨的一種手段。彼時，遼皇帝于湖畔設帳，命人在冰湖周圍十里范圍內鑿冰下長網圍魚。當大鰉魚將到時，觀察的人會告訴皇帝，遼皇帝就到中間的冰眼用繩鉤擲出鰉魚。遼皇帝鉤出的第一尾鰉魚稱為“頭魚”，進而舉辦“頭魚宴”。“頭魚宴”上，其屬國、部族前來朝見的酋長、首領、友好國家派來的使者等，君臣共賀，賓朋同飲。
遼代已有“斫冰燒”
諸如“春捺缽”上“頭魚宴”這樣共賀同飲的熱火場面，北宋的政治家、文學家歐陽修經歷過一次。
北宋景德元年，即遼統(tǒng)和二十二年(公元1004年)，宋、遼簽訂了“檀淵之盟”，雙方從對抗轉為和平往來，展開了使節(jié)來往，促進貿易關系。北宋遣遼的使者多為當時的文豪、詩人，他們用詩歌記錄了契丹的自然景色和人文地理。
1055年冬(宋仁宗至和二年，遼清寧元年)，歐陽修被點名充任祝賀遼道宗耶律洪基登記即位的“國信使”出使契丹，受到遼道宗的高規(guī)格接待。御贈宴會時，遼道宗以契丹皇叔陳留郡王宗愿、惕隱大王宗熙、佐理軍國大政的北宰相蕭知足、太皇太后的弟弟尚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等四人作陪。皆大歡喜，出使順利成功。于是，歐陽修在回程路上賦詩兩首，《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》是剛出上京騎馬回程時所做，《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長韻》為途中吟成。歐陽修在《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長韻》中談到：“……斫冰燒酒赤，凍膾縷霜紅……”
“寒風吹刮，大雪掩埋了千年的北方，嚴寒創(chuàng)造了自己的文化。北方酒的出現，已使得冰雪文化充分生活化。”著名文化學者、東北民俗專家曹保明表示，北國讓一種冰雪文化燦爛永恒，斫冰燒酒的習俗就是其一。
曹保明認為，斫冰，是指將冬季江河上的大塊冰砍下，搬運到酒作坊的燒鍋前，按需要，隨時將冰塊投入到蒸鍋里，使鍋內隨時產生蒸餾，以便多出酒。斫冰造酒，是古代北方民族充分利用冰、雪、寒冷、氣侯等條件來釀酒的探索和實踐。斫，即“砍”、“砸”，是指將冰塊整體投入到蒸鍋里降溫。
考古挖掘，讓遠在一千多年前的北方民族就能斫冰燒酒，喜藏釀的北方就有白酒蒸溜酒的史實被證實。2006年6月，大安酒廠進行廠房改造，在地基下挖出遼金時期釀制酒的蒸餾器具。經國內相關專家的實地勘察和調研，確認蒸餾器具為出土文物及文物的歷史真實性，認可其行業(yè)價值。
“蒸餾酒器具的出土，證明我國在遼代已經能夠生產蒸餾酒，將中國蒸餾酒起源時間提前了至少200年。”第五屆全國評酒會“六人專家組”成員、中國著名白酒專家、大連老黃酒釀造技藝第六代傳承人王貴玉認為，這進而確定了大安是我國最早的蒸餾酒起源地，并讓東北酒擺脫文化荒的不利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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